阿里巴巴公司的爆發式成長，沿海地區大批制造業企業倒閉，為中國這十多年的變遷提供了注釋。
有一次，一位傳統服裝企業老板向我抱怨馬云如何“不得人心”。這位老板是土生土長的汕頭人，45歲。他的妻子是溫州人。在沿海三、四線城市，這代創業者的最高學歷一般是高中或者更低。他們普遍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或者更早。他們年輕的時候，學校里所教的課程，幾乎很少涉及今天我們經濟學界公認的那些經濟學常識。可以說，他們沒有受過多少有效教育。當各地莘莘學子“千軍萬馬齊過獨木橋”時，他們靠著勤勞和一定的投機能力率先富裕起來，并在上世紀末期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他們很少閱讀辦公室書柜里那些管理類書籍，他們只關注眼見的東西，愿意傾聽朋友的看法，卻從不準備給專業分析付費。
我這位朋友生產的服裝比一般市場上的服裝質量更好，不過，他迄今主要還是為某個名牌做貼牌生產。因為房價上漲太快租金太高而放棄了做門店的想法之后，他也互聯網+了一把，招聘了經理做淘寶網店。結果，聘用來的經理不僅不得力，還與網站“小二”勾結，拿回扣。結果虧了幾百萬。他最后的結論是，在這個時代，如果上新的項目，就是100%的虧損，而堅持傳統的項目，則是10%的虧損。他又不愿意放棄老本行不干，因為那樣他就不知道以后幾十年究竟有什么可做的。這樣，“兩害相權取其輕”，他決心繼續堅持下去。
不過，互聯網+對年輕人而言，又意味著別樣的機會。尤其是80后，他們成長的年代是中國互聯網產業蓬勃發展的時候。從OICQ到MSN，從MSN到QQ，從論壇BBS到博客，從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互聯網的每個發展階段都有他們的身影。對90后來說，他們更是在小學階段就熟悉了網絡時代。可以說，他們是網絡時代的代言人和弄潮兒。
就這樣，互聯網+一方面給沿海三、四線城市的大批制造業帶來了災難，也給義烏、溫州等地的民辦高校(包括國有民營的二級學院)提供了新的辦學模式。那些高校，學生絕不考研讀博。他們的大學三四年很簡單，從上學第一天就開始策劃做淘寶。大四畢業那年，很多學生成為了百萬富翁。有一些學生的收入，甚至遠遠高于他們的授課老師。和從事服裝生產的這位老板一致，對社會的系統演變毫不關心，但顯然他們適應了互聯網+時代。
不過，80后和90后“富二代”中的一些人并不享受同齡人的這個福利。我有一個朋友，他父親的公司有上億資產，在此基礎上還貸款了上億的資金上馬了一個新項目。他和他的哥哥都在這個公司上班。父親的目的是，帶著他們熟悉自己的工作環境，做好接班的準備。
兄弟倆都戰戰兢兢，不太愿意對父親的盲目決策發表不同看法，更不愿意離開父親“單干”。在公司里，我那位朋友在澳大利亞留學時學習到的知識幾乎找不到用武之地。中小民營公司的高管都是七大姑八大姨。這些“富二代”接手父親的公司后，就接手了公司的所有復雜的人事關系和負面的文化資產。因為父親和公司里的家族高管對互聯網+的輕蔑和不了解，隨著這些80后開始“奔四”，他們能夠創業的青春年少時代也在逐步逝去。
由于父輩們不適應新科技，自己不是科學家工程師，公司產品銷售更不好。這個年輕人憂憂愁愁，沒日沒夜抽煙。一到月底，一家人就花費整天用方言交流如何應付還款壓力。
互聯網+對一、二、三線城市的店鋪(除了飯店，因為人們很難讓順豐或者“四通一達”送來熱騰騰的飯)帶來了“餓殍千里”的“悲劇”。在元宵節之后大約十天內的浙江金華等地的繁華地帶，下午五點之后，幾乎30%的店面房是關門的。互聯網+也讓金華等地一些交通方便的自建型拆遷房房租猛然漲起來了。例如浙江金華開發區南二環路邊上的江家新村。這里五層的新房子，一層淘寶倉庫，二層倉庫，三層店老板和員工的宿舍，四層和五層房東自住。這里是小產權房。相比，城區郊區的那些商品房，一是房租高，二是沒有這樣吃住辦公倉儲集于一體的便利機會。這使沿海地區的產業布局再次從市區走向鄉鎮，走向農村。
另一方面，義烏小商品市場，因為可以付諸阿里巴巴網絡批發，客流量已經大大降低。
對于不少傳統行業的民企而言，即便他們有著非凡的勤勞能力，愿意一天到晚14個小時上班，即便他們對社會的某種趨勢有很直觀的認識或批評，但他們對于這個變化的時代越來越陌生了。特別是由于沒有對知識的充分尊重。他們的交往圈里，沒有實證性的學者。即便有學者與他們交往，他們也更愿意聽到那些證明他們自己多么優秀的“學者”交往。他們的朋友幾乎都是自己曾經或者現在的合作伙伴。例如供貨商和一些實體店的老板，以及基層公務員。平時，他們之間更樂意分享的是炒房團和炒大蒜這樣的經驗，或者哪里有類似“空手套白狼”的投資機會。
這種“全民上網”的局面對那些不適應互聯網+的中小制造業的殺傷力，是可想而知的。在中國，傳統產業對互聯網+的仇恨，深刻反映了一群守成者深刻的不自信。在這不自信的背后，體現的是這些守成者極度缺乏對工業和社會進行數字改造的誠意和能力。
